一起商议时，“女客”们和各自的丈夫几乎不说话，互相离得远远的。
　　“我没有身份证先不说，孩子17岁了，已经记不清交过多少借读费，眼看着今年就要参加高考，就因为他妈妈是‘女客’，孩子就一直没有户口和学籍，高考眼看着就要泡汤。”3月26日中午，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万花山乡毗圪堵村“女客”郭延红的丈夫情绪激动地说：“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离婚，我们12户“女客”家庭都要离婚！”

　　100天已经过去了立案无果

　　3月26日上午刚上班，13户“女客”家庭的代表和委托律师早早来到宝塔区人民法院。因为这些“女客”无法和村中男户一样享受政府征地款分配权，遂向相关部门反映，但无果，从100天前起，13户“女客”代表与律师先后几次来到法院请求立案，但多次被告知“需要研究思考”。法院副院长惠春霞当天依然表示，法院就此事还没有开会讨论，自然没有结果。
　　代理律师车晓刚质疑，早在2006年2月，陕西省高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讨论会议纪要》中就明确规定，对类似问题“应予支持”，怎么到了宝塔区法院却连案都不能立？
　　宝塔区法院院长文小平解释说，该院就此事并不是不立案，陕西省高院的相关规定只是一个“会议纪要”，每个案件要看其具体情况，宝塔区内“女客”近万名，“我们要对区委区政府负责，要顾全大局。”
　　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协调和研究无可厚非，而事实上，13户“女客”家庭从2006年12月17日第一次请求立案，到3月26日已100天。

　　孩子无法参加高考夫妻打架

　　“事情发展到现在，并不是表面上讨回收益分配权的问题了。”“女客”李成英气愤地说，就因为她要维权，现在和村邻甚至自己的亲哥哥关系都不和睦，孩子的户口解决不了，每年上学报名时丈夫都会因此和她发生争吵，直到动手打架，“我都不好意思给你看我身上的伤”。
　　“女客”们的丈夫纷纷指责“女客”，他们在毗圪堵村的生存压力特别大，村邻环境别扭又压抑，“自己几十岁的人了，一进村就得把脸装在口袋里——根本就没脸面！过日子也就没有劲儿了”。
　　“女客”郭延红的丈夫是位司机，开车挣钱是他们家的全部生活来源。“驾照是用临时身份证考的，临时身份证早就到期了，驾照到期了却因为没有身份证不能年审，这日子咋往下过呀！”由此夫妻俩经常吵架，郭延红的丈夫偷偷让记者看了他自己身上的几处淤血，“你看腿上这伤，都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俩打架造成的”。
　　郭延红的眼泪更是刷刷往下流：“我孩子今年17岁了，这些年看了多少眼色，交了多少借读费都记不清了，眼看着平时成绩不错的孩子今年高考，可他没身份证和学籍就不能考，把娃一辈子都耽搁了！我和他爸经常互相指责，咋能不打架？”

　　以离婚方式骗回出走丈夫见记者

　　25岁的“女客”高晓燕婚后有一个4岁的孩子，丈夫米喜喜是绥德人，从部队转业后与高晓燕在毗圪堵村结婚生活，孩子成了“黑户”，加之村里的特殊氛围，使米喜喜“感觉待着没意思”，于2006年下半年离家出走。高晓燕经多方打听，得知丈夫在洛川附近打工。
　　“我年龄还小，还得替自己以后打算，早点离婚好！”米喜喜说话时和妻子离得很远，他越说越激动，突然从上衣口袋掏出结婚证大声告诉记者：“我是被骗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说回来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是和你见面。”
　　13户“女客”家庭中有1户此前已经离婚，“受不了村里的这些麻烦”；有3对夫妻因丈夫户口问题，虽然已形成多年的事实婚姻并育有儿女，但至今没有结婚证。“有没有结婚证不重要，但因为涉及财产分割和孩子抚养问题，我们要与其他9户‘女客’家庭一起集体离婚！”
　　“我早就写好离婚协议书了，要不是律师劝阻了几次，早就离了。”“女客”李成英说。据了解，12户“女客”家庭将在近几日“集体离婚”。

　　“离婚或许是一条解脱之路”

　　3月29日下午，两户“女客”家庭成员再次来到延安市宝塔区法院立案大厅申请离婚，他们的申请按规定能相对顺利受理，他们夫妻双方都有身份证、结婚证和户口本。然而，他们的离婚申请仍未被受理。
　　“法院应该能受理我们的离婚申请了，要求带的证件都带全了。”29日下午3时许，宝塔区万花山乡毗圪堵村“女客”王延梅的丈夫拓金军和该村另外一位“女客”，一前一后走进宝塔区法院。两人较往常看起来平静许多，他们依次将自己和爱人的有关证件递进窗口。
　　拓金军的离婚诉状中有如下表述：原告与被告，于1988年6月29日结婚。为工作和生活便利，原告婚后一直与被告生活在被告户籍地万花山乡毗圪堵村。长期以来，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影响，被告因婚后没有迁出本村而受到政治、经济乃至人格上的不平等对待……一家人长期生活在歧视的目光中，十分痛苦，“2006年12月，被告聘请律师以法律手段维护其平等权利，不料时经数月，法院迟迟不予受理。被告投诉无门，最后的希望破灭，一家人陷入绝望之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原告决定不能再连累被告和这个家庭，惟一的办法就是离婚，脱离这个‘不要女儿’的村庄，或许是一条解脱之路”。

　　北京律师约“女客”维权

　　媒体报道的延安12户“女客”家庭因户口问题欲集体离婚一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卢明生律师从北京赶到延安，为“女客”们提供法律援助。
　　3月31日，专程赶到延安的北京律师卢明生约见了众“女客”。初步了解后，卢明生认为：“她们不仅仅可以合法拥有当地户口，更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完全享有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权利。而按照法律规定，当地法院应当受理她们的案子。”
　　3月31日，卢明生还与众“女客”明确了法律援助关系，并签了授权委托书。他建议“女客”们不要因一时冲动就轻率做出离婚这样的决定，要珍惜家庭。“以前只是模糊地知道我们的部分政治权利和同等发展权被剥夺，只知道一味去维权，但到底该维什么权，维多少权都不清楚，经过与卢律师的交谈，我们也明确知道了自己应该享有多少权利，应该去维什么权。”一名“女客”代表这样告诉记者。
　　卢明生律师表示，他将对此事进一步深入了解，并将写出书面反映材料，提交到全国妇联及相关部门，希望引起关注。另外他将尽快与当地法院、区政府和乡政府进行接触，“为了避免‘女客’们与村里矛盾的激化，首先会考虑协调解决”。
　　“女客”是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万花山乡毗圪堵村的村民对该村已结婚女子的俗称，有点客人的味道。这些妇女与非本村男性结婚后，因种种原因未转出户口，但莫名其妙地成了“黑户”，无法和村中男户一样享受政府征地款分配权等。延安市宝塔区目前有“女客”近万名。

　　［记者说话］

　　集体“离婚”是一种悲哀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因为见多了一些为解决问题而作秀的场面，记者开始也在想，12户“女客”家庭的夫妻会不会是因为法院迟迟没有立案，商议好上演一场集体离婚。但随着采访深入，这种疑虑越来越淡。
　　“女客”所在家庭因为多年承受纷乱的负担与烦闷，集体离婚前大多已“奄奄一息”。这次之所以集体“喷发”，实际上是一直苦苦维系家庭关系的最后支撑被告知“还没有开会讨论”后的崩溃。许多“女客”纷纷向记者表示，夫妻双方早就想离婚了，但内心深处毕竟对生活仍抱有希望。她们热切期盼着能用法律为家庭成员讨回“身份证、学籍和尊严”，讨回许多家庭得以继续维系的某种基石，她们甚至已经认为，“讨回分配收益权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权陷入困局，已经影响着许多她们认为急需解决的事。
　　当希望渺茫得近乎绝望，有什么理由还能支撑这些精神上早已破裂的家庭？记者也希望他们都能拥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但面对几乎没有希望解决的局面，她们“哀莫大于心死”。12户“女客”家庭的集体离婚，其实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