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理事穆光宗在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上撰文说，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供的数据，到2020年前后，中国可婚男性人口可能过剩2400万左右。这说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普遍的升高和偏高趋势已经产生了人口生态的赤字，加之在现有的夫妻婚龄差的文化模式下，女性可婚人口可谓严重短缺。
 
　　“一些男性的婚姻权利的实现将受到限制甚至剥夺，这是一个面积广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文章不无忧心地写道，“人口生态失衡”已构成问题，木已成舟，问题的严重性完全可能超过目前的预计。

　　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文章指称存在三种驱动力量：(1)性别偏好。在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容易产生男优女劣的观念。(2)少生意愿。随着生育成本特别是生育的机会成本的上升，不少妇女的生育意愿趋向少生晚育。(3)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发展。

　　文章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是过于强烈的生育性别偏好与过于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相互冲突和挤压的结果。一些家庭为了实现理想的子女结构，只好通过B超等形式进行性别鉴定。事实上，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和偏高主要是二胎及以上性别比的偏高。20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另一种冲突，就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可以理解为生育性别偏好与自觉少生意愿相互冲突和挤压的结果。

　　而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两个调查，却能说明另外一些问题。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两相比较，清楚说明多数人的生育观念并没有超过2个，而且在90年代微有下降趋势。

　　两千万以上男性可婚过剩人口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严峻问题，文章认为，需要确立这样的认识导向和舆论导向： 第一、承认两性差别，消除性别歧视。第二、促进性别平衡，优化人口生态。第三，维护人口生态，促进协调发展。

　　穆光宗强调，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口生态”观，大力消除性别歧视，在法律上赋予女孩平等的出生权和受教育权，使她们能够在一个没有歧视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中出生并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