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徐寿松

       
        日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婚外情而引发的“夫妻不忠赔偿案”。法院判令违反“忠诚协议”的男方赔偿前妻30万元。这是婚姻法修改后，道德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的首起判例。它开了一个先河：即通过协议的合法方式，让法律作用于婚外情。

这一判例引起法律界人士的广泛关注：通过司法手段强制执行“忠诚协议”，法律的手是否伸得太长？如果法院纷纷效法，法律留给人们的私生活空间还有多大？

年届不惑的曾明原是上海一家企业的营销人员，与前妻离婚后在常州创业。1999年，通过征婚，他与同是离异的贾雨虹相识。经过短暂接触，他们在几个月后登记结婚。由于双方均系再婚，为慎重起见，2000年6月，夫妻俩经过“友好协商”，签署了一份“忠诚协议书”。协议约定，夫妻婚后应互敬互爱，对家庭、配偶、子女要有道德观和责任感。协议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违约责任”：若一方在婚期内由于道德品质的问题，出现背叛另一方不道德的行为(婚外情)，要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30万元。

协议签订后不久，贾雨虹就感到丈夫与其他异性有染。2000年10月13日晚，贾雨虹得知丈夫在看望由前妻抚养的儿子时，留宿前妻家中。次日凌晨，贾雨虹便和亲友前往察看，发现丈夫与其前妻都只穿着睡衣。曾明的解释是，自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但贾雨虹全然不信。

2001年8月，曾明生日那天没有从常州回上海。贾雨虹顿觉可疑，遂约亲友一起赶往常州，并隐于曾明的住处守望。下午，她发现丈夫与一年轻女子一同进屋，直至次日凌晨未见离开。

危机四伏的婚姻终于破裂。2002年5月，曾明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法院判决双方离婚。与此同时，贾雨虹以曾明违反“夫妻忠诚协议”为由提起反诉，要求法院判令曾明支付违约金30万元。

面对贾雨虹的反诉状，审判长顾亚安“当时颇感困惑”。毕竟，这是个没有先例的案子。直到去年，“夫妻应当相互忠实”才被写进新修订的婚姻法里。并且，这只是一个宣言性的条款、一种法律精神或原则，人们并不能单凭这一条来状告配偶对自己不忠。

这起“不忠赔偿”案争议最大的焦点在于：当事人签署的“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应？顾亚安法官说，夫妻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正因此，新修订的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并在第46条规定，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情形之一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虽然，对违反夫妻“忠诚”义务、情节尚未达到“重婚”、“与人非法同居”等严重程度的一方如何承担相应责任，法律未做具体规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自行约定。而贾雨虹与曾明约定30万元违约责任的“忠诚协议”，实质上正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也正是这一具体的协议，使得婚姻法上原则性的夫妻“忠实”义务具有了可诉性。

顾亚安法官认为，既然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是在双方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平等地位下自愿签订的，协议的内容也未损害他人利益，因而当然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同时，在指认自己有不忠行为的证据面前，曾明又不能进行有说服力地反证，据此，法院认为曾明“存在违约行为”，遂判令他支付对方违约金30万元人民币。曾明不服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但不久即撤诉。最终，曾明赔偿贾雨虹25万元人民币，当场一次性付清。一场特殊的“夫妻不忠赔偿案”尘埃落定。

这起法律上已有定论的判例，在引起人们兴趣的同时更引起了法律界广泛关注与争议。将婚外情纳入司法影响力范围，法律的手是否伸得过长？如果法院纷纷效法，法律留给人们的私生活空间还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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